其他
1、引言最近有两起事件颇有意蕴,值得拿出来说说。一则是同济大学的博士生杜梅去世,在死亡之际,杜梅说:“我用了30年,在人世间走了一遭,用尽全力写下了一份令自己感到满意的人生答卷。我不想我的人生如此沉寂,即使去世了,也想像花儿开的一样的绚烂璀璨,所以,我是杜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杜梅。”另一个事件,则是《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据传疯了。表面上看,一死一疯似乎毫无关联,但是细究起来,两人却异常相似。原因在于,在杜梅的遗书中,我们看不到杜梅对于学术的热爱,看到的是她自己得到了多少的论文,多少的课题,拿了多少的奖学金,于是她的人生只有这短短三十年,而这三十年中,充斥着帽子,奖学金等等外在的标签,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觉得这些外在的标签就是她自己,是不是觉得获得了这些外在的标签,就构成了所有人生的意义。相信如果杜梅不去世,等到她读博完成,获得教职,她依然会继续卷,她可能会继续发很多论文,得到很多荣誉,但是她显然不热爱学术。事实上,英语中在描述工作的时候,有诸多的词,诸如job、career和calling。这三个词实际上意蕴非常不同。job指的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干的“活”,所以我们所谓之干活就在于此,我们并不热爱工作,我们只不过为了生存不得不内卷。而career是所谓事业,是需要长期规划,它脱离了单纯的生存要求。但是最高的境界,乃是calling,一般称之为天职、志业,乃是基于基督教背景下,上帝召唤你去实现某种价值的工作。大部分人的工作,只能是job,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生只是job,从没达到calling,是否过于悲哀一点。另一个著名的人则是当年明月,当年明月因为《明朝那些事》的爆火,光是版税就高达几千万,但是他依然冲入官场,从佛山小公务员一路变成了副厅长。所以网络上有诸多人以此来说明历史的好处,如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最后的徐霞客作为结尾,也是广为人称颂,其语言: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明月疯了。当年明月虽然以徐霞客作为结尾,但是他的真实想法或许不在于此,他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2009年,在接受《面对面》采访时,石悦说:“我觉得工作是工作,我爸跟我说,你出多大名也好,无论你怎么样都好,出多大风头都好,你都得有一份正经的工作。”而这个所谓“正经的工作”,就是体制内工作,或者说就是公务员。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看到无论是杜梅的死,还是当年明月的疯,其实背后有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没有找见人生价值之所在。但是或许当年明月更加令人可悲一点,毕竟他可是拥有几千万版税的作家,自然杜梅无法相提并论。为什么如此呢?当然有很多种原因来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方面,就是中国文化就缺乏一种彼岸的文化。这导致即使当年明月读过史书的人,也难以通往某种体制外的世界,只能在世俗世界的牢笼前行。中国缺乏彼岸文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士人的全部价值理想全部停留在此岸意义上的活动之中。当年明月读过史书以后,得到的所谓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只不过是虚无主义而已。历史之中,没有谁是长存的,没有什么观念是长存的。而中国文化又是高度地以历史作为宗教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会产生强烈的世俗化趋向,导致拉不开世俗和彼岸的距离,缺乏一种基于超验基础上的批判意识。所以无论是杜梅借用社会的标签来定义自己,还是当年明月已经拥有客观上的条件,依然只能选择官场,选择所谓正经的工作,其实皆是如此。所以,中国的士人或者是儒家,提供了入世的理由。或者是法家,提供了入世的技术。最终只能夜深人静用道家的圆滑填补内心的空虚和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割裂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长期的文化形态,只能是儒法道三家互补的结构的缘故,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秦晖曾言,在中国古代法道互补的结构中,形成了普遍的精神分裂症就这样,道家提倡“顺其自然”,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中。在其他文化中这样的要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明月一方面提倡用你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但是现实中,却是要找份正经的工作。